近日，汉奸汪精卫的一件书法作品在上海以高出底价63倍的22万港元拍出，汉奸作品入市并拍出高价位的现象，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议。无外乎三个焦点问题，即：艺术品收藏要不要讲民族大义？艺术品与其作者可以割裂看待吗？收藏汉奸作品有无投资风险？

    诚然，“汪精卫是个大汉奸，这种人的作品本来就不应该进入收藏市场，更不应该拿来拍卖。”以及坚决反对“汉奸作品收藏”的观点，自有其道理在。在艺术品市场，对待民族罪人的作品，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去权衡，亦即“应更多地从它的艺术性、稀有性等特性出发。”概言之，书画作品的属性是艺术，只要它的内容不是反民族的，“应该尽可能多地考察它的艺术性，而不要把它和历史事件、政治扯上关系。”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应该以“不因人废言（艺）”为前提，提倡“政治的归政治，艺术的归艺术”的原则。

不“因人废言”是现代法治的进步

2008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就当时已被“双轨”现已被“双开”的前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的一篇法学类学术论文《司法解释权：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获第二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三等奖，在30天的公示期内，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的事给予了报道，题目是《不因人废言是社会进步》。报道称：问题官员获权威法学大奖，引来了社会上各种质疑。......有关方面没有因为黄松有被“双规”，就取消他论文的评奖资格，贬低他研究的学术价值，这恰恰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 毋庸讳言，我们社会中曾长期存在着“因人废言”的传统。一个人如果在政治上或法律上犯了错、犯了罪，那么他以往所做的一切工作，特别是他原本正确的一些思想观点、见解看法，就可能被一笔勾销、全面否定。这种思维惯性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格格不入。黄松有作为一个学者型官员，他的学术水平高低与他是否犯罪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把他的司法罪错与学术成果区别开来加以评判，这正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评奖主办方有关负责人说：“钱端升奖评审程序公正，并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申请人最终能够获奖要看研究成果。”如果所言不假，我们在为主办方“法律的归法律、学术的归学术”感到欣慰的同时，更应该为其间闪现的现代法治精神而高兴。

以上事例，或可为我们对如何“处置”在政治上或法律上犯了错、犯了罪的人的艺术作品提供一个借鉴。法学界对待一个罪人的“原本正确的一些思想观点、见解看法”都给予客观、公正的尊重，而不是采取“一笔勾销、全面否定”的态度，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因为，汪精卫的书法艺术造诣与其是否成为汉奸卖国贼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或曰因果关系，因此，我们也应该将其变节行径与其艺术成就区别开来加以评判。这，并不是难以诠释的问题。

争议人物历代皆存在

亡国之君宋徽宗，应该是民族罪人，但他的诗文、丹青翰墨却是我们文学艺术宝库中的奇葩，而在今天的艺术品市场他的作品屡创天价为什么没有人提出异议呢？

周作人也是一个附逆失节的汉奸文人。曾任伪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940年，周作人被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委任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教育总署督办”，还担任了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等职务，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文人。但是，我们却无法抹杀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光辉业绩，正是由于他的积极参与和极力推动，才促成了新文化运动蓬勃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依然是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之一。

张爱玲，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且非常令人怜爱——“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的一流小说家。然而，偏偏令她神魂颠倒、情感燃烧的对象却是屈伸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对此，我们不应该对其求全责备，因为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就像她笔下的文字，解读世俗的精致以及对人生乐趣的绝妙观照，都使得在她生前乃至身后的读者无不获取了愉悦和快乐。而这，也都是取决于她作为一个童年苦寂（差点遭受父亲的毒手）继而又感叹“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且置身艰危时局的小说家，似乎更深刻地领悟到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至此，她完完全全回避了政治观念，错位抑或是无奈的人生观，最终使她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爱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然而，夫君的可耻却无法遮蔽她作为一流小说家的可爱。

战犯作品受追捧  猎奇心态占多数

希特勒，一个臭名昭著的全世界头号战犯。但他绘画作品却在艺术品市场偶有拍卖。据2009年4月30日“BBC英国之窗”《希特勒绘画作品拍卖记》报道，英格兰西部一家名叫摩洛克（Mullock’s）的拍卖行就曾开盘拍卖了20世纪德国纳粹魔头希特勒15件青年时代的绘画作品（包括素描、水彩、水粉和油画。主要是奥地利田园风景画：农庄、白桦、小桥、流水），在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买家的同时，也招来英国各界的一些批评声音。终究英国人在二战期间深受纳粹德国大轰炸之苦，很多人对希特勒至今仍然深恶痛绝，作为受害国的公民对拍卖希特勒的作品的行为提出质疑甚至反对是情理之中的事。

有鉴于此，不少艺术分析人士认为，基于社会舆论压力以及受到目前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买主们可能不愿出高价，拍卖会恐怕成交价不会高，甚至可能会流拍。

逆反心理可能是人类共有的陋习，抑或正因为诸多分析人士的种种分析、预测见诸报端，客观上却将希特勒的绘画拍品炒作为人们回避不了的热点，而这，恰恰正中拍卖行的下怀，结果使得拍场当日热闹非凡、拍绩不菲。当然，希特勒的绘画造诣实在不敢恭维，诚如拍卖行所在地什罗普郡鲁德罗镇(Ludlow, Shropshire)艺术学院的一位前往观视拍卖的教授所言：“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很平和的奥地利乡村风景画，毫无什么特别之处。”、“绘画技巧一般。作者受过科班技能训练，但是水平最多是业余。”

可是，作者臭名昭著，作品水平一般却为什么会招来如此多的出手大方的买家呢？理由安在？拍卖行艺术专家维斯伍德•布鲁克斯先生(Richard Westwood-Brookes)认为，多数收购希特勒绘画的人，绝不是因为他的艺术水平才来购买的。“我觉得总体来说，多数前来参加拍卖会的收藏者都是希望得到一些历史文物。”、“不论如何，他也是历史人物，我不认为买画就是想美化和宣扬希特勒。”维斯伍德•布鲁克斯先生说。多数收藏家不愿意公开身份，BBC到场记者在诸多前来参拍人士中，只找到一位愿意接受采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买。觉得这总是有点历史原因吧，”买主支吾一句就迅速离开。然而更多的收藏者则是拒绝接受采访。

中外的类似案例，或可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收藏的要义是艺术、是历史。在艺术层面，我比较同意福建省拍卖行黄桂华先生的说法：“在国民党时期，于右任、胡汉民、谭延凯、汪精卫四个人的字是公认的好，虽然汪精卫名声不太好，但我们可以只学其书，不学其人嘛！”而在历史层面，我们既要大力弘扬正义、辉煌的历史，但同时也要记录曾经给国人以及整个人类带来灾难的人和事以及与之相关的物件。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历史罪人的遗物（包括作品）不是不可以上市，但作为拍卖行在拍卖他们的遗物时，要以平常心待之，不要以猎奇、炒作的手段来挑逗、刺激竞买人的逆反心理；而作为竞买人也应该清楚，在人类追求正义，弘扬真、善、美的今天甚至未来，历史罪人的遗物虽有其历史和文物价值在，但它的市场行为的升值空间也有其局限性在。

责任编辑：卢可非